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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王建新自己搬进了军区的小院，每天下班还是回到母亲那里一起吃饭，然后给人看病。小郑也算跟着享福了，每天跟着王建新一起吃喝，母亲把小郑也是当成儿子对待。

    母亲看着小郑二十多岁，瘦巴巴的，心疼得很。每次吃饭，她不停地给小郑夹菜，红烧肉夹到他碗里，鸡腿夹到他碗里，嘴里念叨着“多吃点，看你瘦的”。小郑从一开始的拘谨到现在的适应，端着碗吃得香，有时候不好意思，说“阿姨够了够了”，母亲瞪他一眼“够什么够，再吃一块”，又夹一块。

    吃完饭后，小郑会抢着帮忙刷锅洗碗。他挽起袖子，蹲在厨房里，把锅碗瓢勺洗得干干净净，灶台擦得锃亮。和王建新这个家庭算是融在了一起。当小郑看见首长在给这么多百姓免费治病，也是跟着忙前忙后。病人来的时候他帮着搀扶，病人走的时候他帮着送出门，扎针的时候他递银针，需要吃药的，他接过王建新手中的药方，耐心地为百姓们讲解去哪里抓药。手脚麻利，嘴也甜，病人走的时候都说“这个小同志真好”。

    每天晚上，小郑开车带着王建新回军区大院。母亲都会挑一些点心、罐头给小郑带上，让他回宿舍吃，给宿舍的士兵们一起吃。小郑推辞说“不用不用”，母亲直接塞到他手里，说“拿着，你们年轻人多吃点”。小郑只好收下，心里暖暖的，对着母亲也越来越敬重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。

    日子过得很快。

    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号，军总多位主治医生，针对一例复杂病例，熬夜研究了快半个月，始终没能拟定出有效的药方和手术方案。患者病情日渐加重，众人急得团团转。

    那是一个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，反复发作，每次出血都止不住。消化科、普外科、介入科，能上的科室全上了，该做的检查全做了，就是找不到出血点。药换了一种又一种，手术方案推翻了一套又一套，半个月过去了，病人的血色素掉到了五克，脸白得像纸。

    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得通过上级领导，再次找到王建新请教。

    王建新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小食堂吃午饭。他放下筷子，对小郑说“走，去趟军总”。小郑饭还没吃完，放下碗就跑出去发动车了。

    王建新坐着自己的专车来到军总，车刚停稳，门口已经站了一排人。消化科主任老刘、普外科主任老赵，还有几个主治医生，看见王建新下车，全都迎上来。

    “王主任，您可来了。”老刘握着他的手，使劲摇，“这病人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您给看看吧。”

    王建新点点头，跟着他们走进会诊室。

    会诊室的长条桌上摊满了病历、化验单、影像片，搪瓷缸子冒着热气，烟灰缸里堆着烟头。几个医生眼睛下面都是黑眼圈，显然熬了很久。

    王建新坐下来，翻开病历，看了一遍。又拿起影像片，对着灯箱看了看。前后不过十分钟，他就把病历放下了。又来到病房，对病人诊脉，通过灵力观察，彻底了解病情原因，再次回到会诊室。

    “用药太保守了。”他指着处方笺上的几味药说，“这个止血药剂量翻一倍，那个抗凝药停掉，再加一味云南白药，口服加灌肠同步用。”

    他拿起笔，在处方笺上刷刷刷改了几处，又在手术方案上画了几条线：“手术的时候，从这里进，先结扎这个分支血管，再处理病灶。出血点在这个位置，不是你们之前判断的那个。”

    老刘接过处方笺，看了又看，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恍然。老赵拿起手术方案图，用手指比划了几下，眼睛亮了。

    “王主任，您这一改，豁然开朗啊！”老赵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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